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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9日，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在保释期间被捕。正如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PTI）发言人法瓦德·乔杜里（Fawad Chaudry）所描述的那样，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带往不明地点”。汗因多项腐败指控被拘留。在被捕的一年前，汗曾通过不信任动议被罢免，总理之位由现任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Shehbad Sharif）接替。 巴基斯坦民众随即走上街头，席卷伊斯兰堡、拉合尔、拉瓦尔品第、萨戈达和费萨拉巴德等城市。对这位广受欢迎领导人的逮捕，引发了群众烧毁汽车、闯入军事设施，使全国陷入瘫痪。那一天成为该国政治格局的转折点。在5月9日之后，政府及其安全机构——巴基斯坦情报局（ISI）、情报机关以及军方——展开了大规模搜捕行动，以追查参与抗议的人。结果，许多平民被以恐怖主义罪名指控，部分人虽然被合法拘留，但更多人则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抓走。隐私权遭到严重限制。政府授权情报机构监听与“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电话。媒体审查变得更加普遍，据称有两名记者被绑架。政府限制了巴基斯坦人民的言论自由，只因为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在过去两年中，军方对巴基斯坦政府的组建施加了全局性影响，并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以制度化威权行政权力。他们通过法律行动引入行政政策，并利用这些行政权力操纵媒体、操纵选举和干预政治决策。 正如立法话语所体现的，威权主义正在日益制度化，具体表现为《官方机密（修正）法案》（OSA）2023年的通过、其在2024年大选中的应用，以及2024年第26号宪法修正案及其潜在的进一步威权化措施。
巴基斯坦走向威权主义的进程并非近期现象。其法律历史显示了一个支持逐步限制公民自由的系统性框架。自1947年以来，该国一直承受军事管制的后果，这种管制以“必要性原则”为基础。该原则允许行政当局在紧急情况下采取非常措施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即使这意味着违反法律。这标志着立法原则被用来赋予执法机构和军队广泛权力的开端。 此外，巴基斯坦还经历了长期的军事干预和控制。1958年至1969年，阿尤布·汗将军（General Ayub Khan）以军方领导人身份执政，并在与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的妹妹法蒂玛·真纳（Fatimah Jinnah）进行的有争议选举后，以当选领导人身份继续掌权。继阿尤布之后，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将军（General Agha Muhammad Yahya Khan）执政两年，直至1971年。当时的政治局势极度不稳，原因是围绕权力移交至现代孟加拉国的选举危机持续不断。叶海亚将军的政策也导致了在西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独立运动中爆发的孟加拉种族灭绝。随后是齐亚·哈克（Zia-Ul-Haq），他以“伊斯兰化”政策闻名，其中最著名的是1979年的《胡杜德条例》（Hadood Ordinance），使刑事司法制度转向依照伊斯兰教法进行。齐亚还负责支持在反恐战争中的阿富汗圣战者。最后一位军事统治者是1999年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af），他驱逐了时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其统治一直持续到2008年，之后才将权力移交给文人政府。 巴基斯坦在军事独裁和软弱的文人及民主执政之间的历史，为威权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该国在军方统治下累计长达33年，深刻体验了民主价值衰减的严重后果。尽管如今军方已退出政治舞台的前线，但他们依旧能够对民事事务施加影响。 从历史上看，巴基斯坦一直缺乏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议会程序以及立法制定。然而，鉴于最近民众政治觉醒的复兴，政府转而利用民主手段来实施压制性措施。军民联合力量仍然操纵这些制度，颁布议会法案和法律以巩固其政治权力。
《官方机密法案》（OSA）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它以国家安全为名，牺牲了公民自由，加剧了对巴基斯坦议会制度的担忧。该法案扩大了情报局（ISI）的权力范围，加重了惩罚，并增加了国家机构对公民的监控权力。 根据该立法第5条，间谍活动的定义包括“敌人”和“敌方代理人”，并且对ISI而言，该定义被扩大到包括未经授权获取敏感信息。这涵盖了对数字工具和平台的滥用，用于传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赋予的“广泛权力”意味着ISI可以监控民众的数字活动，侵犯他们的隐私、自由和社交空间。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构成与外国或敌方代理人的通信，这就赋予了ISI逐案决定的自由与裁量。正如前情报局副总干事胡拉姆·汗（Khurram Khan）所言，这种模糊的定义让ISI能够随意界定。此前，法院的正当程序是监控和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而如今这种制衡已被移除，ISI获得了不受限制的访问权。 根据OSA第3条，军事设施和政府办公场所被划为“保护区”，这加强了安全，同时限制了公众进入。尤其在一个本就难以接近领导人和政府办公场所的国家，这进一步拉大了公众与其代表之间的鸿沟。 OSA第7条增强了国家机构将敏感信息通过数字平台传播定罪的权力。在一个政治极化严重的国家，这一修正案为利用“披露敏感信息”作为政治迫害的借口打开了可能性。其广泛应用的例子之一是巴基斯坦当局曾实施的互联网封锁。根据第6(A)条，新增了一项罪名，即未经授权披露情报机构成员、线人或消息来源的身份。该罪名可判处三年监禁，并处以高达100万卢比（约3600美元）的罚款。此前，法院和执法机构一直采用模糊的国家安全与机密信息定义，大多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解读。因此，惩罚加重进一步压制并关闭了公众对国家机构的讨论与问责空间。 因此，OSA成为ISI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压制措施的明确机制。这种国家的家长式作风剥夺了个人的隐私与自由感，大大推动了威权主义的转变，并显著削弱了法治。
巴基斯坦2024年大选堪称该国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的缩影。国家安全机构利用OSA所强调的权力，政治性地干预了大选结果，使前执政党重新上台。 在2024年，这些法律并非针对外部威胁，而是针对主要反对党——正义运动党（PTI）。其领导人伊姆兰·汗不仅被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ECP）取消参选资格，还被禁止在社交媒体或电视上开展竞选，并在可疑情况下入狱。PTI候选人不允许举行政治竞选活动，警方突袭PTI领导人的住宅。一些候选人被控恐怖主义罪，获释的条件竟是必须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政治并与党派脱离关系。该党被剥夺了选举标志，而选举标志是巴基斯坦投票程序中的关键部分。这一决定后来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政治工作人员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捕，举行政治集会的渠道被认定为非法或被阻断。更甚者，每个选区的候选人都被分配了不同的选举符号，从而消除了选举标志背后的象征性政治话语和集体动员。 这些措施构成了政治迫害的一部分，即系统性利用国家机器打压政治对手，严重削弱了PTI参与民主进程的能力。此外，这种由国家立法机构所认可的威权主义扩张，正是巴基斯坦走向威权制度化的体现，即通过确立法律条款为国家滥用权力提供正当化。 在2024年2月8日投票结束后，公平选举的可能性进一步受限。表格45（Form 45），又称“计票结果”表格，由每个投票站的主持官员（PO）签发，是记录该投票站投票数及明细的正式文件。而表格47（Form 47）则是“合并计票结果声明”，即将所有表格45汇总后的正式结果。每位候选人的投票代理都会收到表格45副本，随后提交给负责统计并公布最终结果的选举官（RO）。候选人据此可以整理出非官方结果，而这些结果通常是准确的。RO再统计所有表格45并出具表格47，宣布该选区最终结果和胜者。 然而，在2024年2月8日，当天的表格45结果与表格47的结果出现了重大差异。这要么意味着计票存在系统性问题，要么意味着在结果统计过程中遭到干预。后者显然更可能，因为不仅有高级官员辞职并承认选举舞弊，而且多个选区的结果被拖延数日才公布。许多候选人在选举夜本来领先，第二天却以同样的差距落败。这种结果的不一致表明，巴基斯坦大选受到了深度操纵，远不能称作自由与公平。 因此，2024年大选成为又一年巴基斯坦民主原则被掌权者扭曲的例子，而不是体现人民意志和声音的机会。
2024年10月21日，巴基斯坦议会通过第26号修正案，彻底改变了巴基斯坦司法独立的走向，而司法独立是民主国家的关键特征。该修正案规定，由议会委员会负责任命首席大法官，该委员会由议员和参议员组成，他们将在三名候选人中进行审议并作出选择。这意味着首席大法官不再按照资历任命，而是以“能力”为准，这为执政党政治化首席大法官职位和任命打开了大门，助长了政治投机主义。首席大法官负责宪法的解释与实施，在高度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下，这种解释足以决定国家政治的走向。因此，将如此重要的职位政治化并交由立法机关控制，严重破坏了三权分立。本应互相问责和相互依赖的国家权力支柱，如今立法和行政机关却对司法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控制权。 此外，首席大法官的任期将改为三年固定任期，而非现行的65岁退休制。其他法官的遴选也将由议会委员会负责，这激励法官取悦政府以获取晋升。这清楚地表明，权力格局已明显向行政机关倾斜，为政治影响和偏见在司法体系中制造了空间。近期，大法官卡齐·费兹·伊萨（Qazi Faez Esa）因允许对前总理伊姆兰·汗的虚构案件进行审理，而被批评从事政治迫害。第26号修正案将使这种政治干预合法化。巴基斯坦司法独立的缺失是对本已衰落的司法体系的沉重打击。
过去三年中，巴基斯坦政府通过立法话语严重削弱了未来几十年人民权利的保障，《OSA》和第26号修正案的通过就是明证。2024年大选的案例是这些压制性行动潜力的最佳例子。因此，可以预见政府将继续利用民主手段来巩固和集中政治权力。尽管巴基斯坦律师行动委员会（All Pakistan Lawyers Action Committee）等学术与法律机构已做出努力提高对此问题的认识，但这些呼声仍未得到回应。国际社会和美国立法者的尝试同样未能改善巴基斯坦的民主状况。特朗普总统的特别任务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已公开呼吁释放伊姆兰·汗，但几乎没有进展。此外，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前总理是否获释，而在于过去两年中威权主义的制度化。除非内部斗争与改革能够战胜军民寡头政治，否则巴基斯坦的威权滑坡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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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23 16: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