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雷米医院最近来了一位怪人。
这地方本就是个精神病院，长廊里终日回荡着无意义的嘶吼与狂笑，要我说怪人在这并不罕见。但我唯独对他印象很深刻。刚入院那天，关于他割下左耳的传闻像一场漫天的灰尘席卷了医院的每个角落。
他们都说他是个危险的艺术家，是个疯子。但不知道从某种原因上，我并不害怕他。
傍晚，副院长先生在二楼楼梯口叫住了我，递给了我一个托盘，叮嘱我端一碗温热的汤药去长廊尽头的房间。我跟着他的指示找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推开那扇咿咿呀呀的木门，我的目光落在了那位坐在木椅上的红发先生。他背对着我欣赏着铁窗外的黄色落日。他的身旁放着一个装着零零散散颜料的中国木盒子和一个立在床边的桃木画架。我实在是不想惊扰这份宁静，我轻叩了三下门，压低了些声音说：“您的药。” 他转过身来。突然，我撞进了一双深邃，却又像被砂纸磨砺过的眼睛。那两颗瞳孔是一种浑浊的琥珀色，透着一股近乎神经质，极其明锐的光。他的眼窝凹陷的很深，边缘布满了长期失眠的暗青色。眼尾的细纹像窗外的柏树一样，固执地向太阳穴蔓延。在那目光的注视下，我竟有点无处遁形，他没有在看一位护士，仿佛是在审视我灵魂的底色。
“放在桌上吧。”
他开口了，声音带着克制的疲惫。
我将热的汤药放在他旁边的略显简陋的小木桌上，“副院长让我转达您，这药得趁热喝，对您的头痛有好处。”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重新眼神移向铁窗外的落日上。我转身往门那边走去，快要拉开那扇门时，我听到他自言自语道：
“这里只有药，但我需要的不是药，是夕阳的那抹黄色，能烧透人和灵魂。”
我顺着他的话往窗边看去，那只不过是圣雷米最寻常的落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如此。
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显得太阳成了一颗珍宝。
“确实很美。”我鬼使神差地接了下去。
他转过头，有些意外的打量了我几眼，“是吗？真是奇怪，很少人会用‘美’这个词来形容疯子眼中的东西。”
我低下头避开他灼人的目光，叮嘱了一声“请务必记得喝”，便退出了房间。
那身后的木门嘎吱一声合上了，长廊里潮湿的空气又重新裹挟了我。我踩着冰冷的瓷砖，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里，像是某种机械的敲打声。
我？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是那些公爵家穿金戴银的太太，圣雷米的工作从来不是什么光荣的活。我是一名精神病院的护士，在神圣的圣保罗医院照顾着一群疯狂的人。日复一日的配置药剂，记录痉挛，身体的疲倦与精神的迷离，早已将我困在死水里，了无生趣。
等我褪下那身汗津津的护士服，换上自己的粗布长裙时，圣雷米的最后一抹暮色也彻底沉进了地平线。今夜，一切都是静止的，抬头就能看到圣雷米不息闪烁的星河。我端着一杯黑咖啡走上了台阶，台阶之下白日里总在医院长廊口朝我狂吠的狗，它伴着墙外的虫鸣声入睡，兴奋在这一刻缓缓平息。
我站在圣保罗的后山上出神，不远处圣雷米小镇的灯火迟迟不肯熄灭。望着镇上的光团出神，视线模糊，光晕融合，清亮却混沌。刺骨的风将我吹回过神来，手中黑咖啡的温度褪去了些，杯口送到嘴边，转眼看到了一片花丛，走近一看是鸢尾花，我无聊地摆弄着花枝，忽然想到房里那双琥珀色的眼，鬼使神差地将杯子高举：
“要是把咖啡倒给你喝，你会开花吗？”
正当我笑得开心，石墙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姐，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不如施舍给我？”
我心头一震，猛地回过头，在深蓝色的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那一头在月光下也掩盖不住的、如同暗火般的红发。我往前走了两步，目光在月光下定格。他单薄的衬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料子，指尖被冻的通红，手里拿着一只猪鬃画笔。笔尖在画纸上来回跳跃，画笔在月色下与星空共舞，笔杆奏起夜幕空灵而神圣的夜歌。
晚风轻轻卷过身后的鸢尾花丛，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只是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一同望着这片沉沉夜色。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他笔下的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是他把心底滚烫的热忱，一笔一笔揉进了寂静的夜里。
说起他的名字？自那之后，我总不禁想起月色下他握着画笔的模样，便悄悄翻过他的登记册。他叫文森特·威廉·梵高，年轻且疯狂的艺术家。
在这满是疯狂的牢狱中，我们都是被困住的人。我困在日复一日麻木的琐碎里，他困在被世人误解的灵魂里。可他偏偏要在暗夜里执起画笔，把落日的炽黄、星河的翻涌捻进画布里。
他是自己画笔下星空里的一束光，明明深陷混沌，却执拗地燃烧自己。
我不知这簇烈火终将何往，只知它已在我荒芜的心底，刻下一道不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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