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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性对女权、对所谓父权制没有实感?
为什么男性对性别红利、既得利益这些概念嗤之以鼻?
究竟是父权制仍在以某种深层力量操控世界,还是已经在这一代人的交接中掉棒了?
又或者,只是你以为的金字塔结构在不断松动?
首先从现象说起
从小学老师对女学生的袒护,一路养出了一批自卑、没有主见的男作题家。
到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反向 PUA、公婆段子。
再到朱军案、小慧君案、山西大同案。
我们越来越难以把“父权掌控世界”这几个字联系在一起。
似乎只有一些所谓的“女权”博主,还在把它当作万恶之源。
原因在于传统权力分析理论,与信息爆炸所带来的新时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父权制最初依靠长子继承,把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限定在男性血脉中循环。
很明显,父权制作为老牌权力机制,是依赖物质资源运作的。
那按理说,物质资源这张牌应该是稳妥而强大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生产物质资源就能取得社会地位,那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应该是水稻和小麦。
为什么人类能坐在桌上吃饭,而水稻只能躺在桌上当饭?
因为掌控世界的要素里,除了物质和能量,还有信息。 水稻从未向世界输出过话语和信息,也从未对人类的索取提出意见。
于是它丧失了话语权。
二战后,世界的主旋律从依赖资源的社会,走向依赖信息的社会。
资源无法击败信息,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信息的占有方式不同。
物质是排他的,你有我就没有。
信息是非排他的,你知道,我也能知道。
信息可以不断复制,不受“守恒定律”限制,像光一样随着时间增加。
而物质是有限的,有限永远打不过无限。 举个现实例子。
中文互联网中的言论会被审核,但即便如此,各种暗语、替代词依然层出不穷,让审核完全应对不了。
因为有限的词库,无法对抗无限的语言创造力。 第二,信息的触发时机先于物质。
这就不得不提到后现代价值虚无。
在当下,几乎没有永恒、固定的价值。
粮食看似是刚需,但在物资过剩年代,也可能大批倒进河里。
股价依靠信心涨跌。
传统的玉石、白酒,被年轻人冷落。
取而代之的是潮玩、奶茶、短期的情绪价值。 一切价值都像击鼓传花。
信息决定物质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独立见解,消费逻辑依赖潮流告诉他们买什么。
什么被消费,什么就被认为“有价值”。 所以只要宣传得当,文玩和白酒也能再次“翻红”。 要打个比喻:
物质权力像游戏开局抽到一套好装备。
但信息权力像是开局直接把敌人送去八号位,甚至不用打就占先机。 互联网与体制在处理信息的方式完全不同。
推荐算法把二战以来的民粹化倾向推向极致。
过去那些“权力归于人民”“Yes we can”“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在推荐算法时代才真正落地。
在信息算法时代,人们不需要投稿给报社,不需要打给电视台,也不需要面对意见箱。
甚至不需要点赞。
只需停留几秒或滑掉,算法就能记录你的选择,并把内容推给更多人。
影响社会的门槛降到无限低。 人民意志不再是被过滤后的粗糙表达,而是你无意识的每一个直觉。
第一次看弹幕看电视剧时,那种所有细节都被实时批注的震撼,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从报刊到电视,再到互联网和算法,这是话语权不断下放的过程。
柏林墙倒塌需要 30 年,一条鸡汤视频爆火只需要三天。 既然信息如此强大,那为什么父权制仍然守着大量粮食土地,却不往外输出话语?
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 保守势力最大的失误,在于把上一代人的思考和表达全部阉割掉,把他们改造成沉默的人力资源。
短期看,这很高效,也很稳定。
长期看,就是竭泽而渔。 父辈沉默寡言,不善表达,其实让传统思想的传承在这一代断掉了。
祖训、姓氏、礼节等价值,都在这一代出现缺失。
你能看到年轻人在清明节找不到祖坟,随便找棵树拜的情况。 父权制没能在新时代再生产出一批有主见、敢承担责任的父亲,延续旧体系。
比起父权影响,当代人显然更受互联网影响。 网络上的那些比烂、戏谑式的保守言论,大多来自互联网本身,而非封建家庭。
大家都是先有了观点,再从传统价值里寻找背书,而不是被传统价值“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嘲讽女权时,会翻“女人不能上桌吃饭”出来当笑话;
但“男人应该让着女人”“女人应该听男人的”这种传统说法,却已无人买账。 和女权主义的情况一样,没有人是一开始看波伏娃才觉醒的。
都是先有主体意识,开始行动,再回头找到理论家背书。 由此可见,父权在文化中的位置,已经从祠堂里不可置疑的权威,变成商店里任人挑选的意识形态。
而坚持传统权力分析的左翼与女权博主,更愿意把父权想象成无所不能的统治机器,仿佛个人只能在其中发抖。 但世界不是一种矛盾能解释清楚的。
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混沌系统。
这也是“草台班子”这种说法经常出现的原因。 当时代出现大同案这样的事件,我的解释是:
男性掌握了物质资源,却没有向外输出话语与信息;
女性掌握了版本打法,对物质不看重,把所有精力投入信息维度,于是获得更大话语权。 换旧理论又怎么解释?
说父权统治世界,就像说恐龙统治世界一样——已经与时代脱节
当我阅读哲学书中那些智慧的结晶时,常有一种时差感提醒我:
前人的思想固然精彩,但不和我们身处同一时代。
实践中常常出现断裂。
马克思并不真正懂工业革命,因为他只见过一次工业革命。
而所有前沿哲学的更新也停在了 70 年代。
哲学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场来自新青年的革命。
与其机械继承旧哲学,我们更应该关注当下的现象。
时代的答案不在斑驳古籍,而是在网络的电光火石中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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