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

TypeTheory

根据一般统计规律来说，出生人口数和前一年的初婚对数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有多少年轻人第一次结婚，和之后的出生人口是高度相关的。

因为第一，中国和法国这种国家还是不太一样，非婚生子女不占大头，婚内生育模式仍然拥有极强的结构惯性。

第二，大部分新家庭还是比较习惯于结婚之后一年多以内就把孩子生了。

所以上一年的初婚数，会和下一年的出生人口数紧密相关。

那为什么不是结婚的总对数，而是第一次结婚的对数呢？

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离婚、复婚等情况越来越频繁，结婚数这个指标在“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重组家庭的生育倾向也比较弱。

所以我们在统计数据中能够看到，结婚—出生比在不断上涨，到 2016 年已经上涨了 1/5。

也就是说，每一次结婚登记所能带来的生育儿童数量减少了 1/5。相反，出生人口和初婚对数的同级关系基本保持不变。

我们来看一下 2016 年以来的数据，初婚对数与出生人口基本在 0.55 到 0.62 这个区间波动，平均值为 0.581。

需要注意的是，2024 年比例出现了一个最高值 0.62，基本可以确认是由于龙年生肖偏好所导致的。

除去这个离群值，数据的集中度是比较好的。

初婚对数是公开数据，2024 年初婚对数是 459 万，相比 2023 年的 596 万大幅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2025 年的比值是 0.579，比较精准地落在了几年的平均值上。

从整体层面看，这个数据经过复核是比较可信的。

从这些数据里我们也能得到一个结论：中国出生人口数的下降，并不是由于生育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以初婚、初胎为主导的生育模式，仍然是有效的。关键在于结婚，特别是初婚数据。

近年来，我们也能从当前的生育刺激政策中看到，相关部门已经观测到了这种关联，展开了不少方式来刺激婚姻，

比如补登记、结婚免户口本登记、节假日开放婚姻登记、在年轻人聚集区进行登记等。

这些都是在刺激婚姻的供给端，并且通过离婚冷静期来控制婚姻的退出端。

然而，我们目前的统计数据仅仅是相关性统计。婚姻只是生育中的一个中介变量，和最终是否生育并不直接构成因果关系。

有婚姻，也可以没有生育意愿。真正决定生育的，还有生育决策和更底层的驱动力。

目前所有刺激手段，大多停留在优化婚姻这个环节，而不是去刺激更底层的因素。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刺激政策是错误的。

愿意为了人口问题做出努力，愿意承认现状出了问题，本身已经是进步了。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确实比较一般。

说得再明白一点，目前社会为了刺激生育所做出的改变，面太窄了。

一些尝试在不触动社会大环境、收入分配体系、职场文化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仅通过增加行政便利和少量补贴来诱导生育，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嘲笑政策，而是为了讨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前面提到，初婚数下跌得非常剧烈，而适婚人口数量并没有出现一年二三十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

这显然不可能。

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环境上。

婚育的底层动力不足以支持年轻人跨过这个门槛。

住房、彩礼、婚礼，这些直接成本，

以及双方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结婚最现实的门槛。

面对教育、住房和职场压力，年轻人的反馈是非常谨慎的。

社会治理一直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摆动。

过去我们为了企业效率，让劳工部门让步太多，

结果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孔孟之道严选出来的“温良恭俭让”，最终的最大反抗也无非是不婚不育。

一些地方老同志的退休金，比年轻人的工资还高，

一个老同志需要几个年轻人的社保来养，这显然是资源错配。

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价值时明确提到，它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维持工人自身生存所需的价值；

第二，养育后代所需的生产资料价值；

第三，一定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工资既是对“人这台机器”的维护费，也是对下一代的预付款。

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的长期循环才能完成。

而今天，特别是在大中城市，许多年轻人的工资已经难以支付高昂的住房、生育和教育成本。

马克思当年还提到，劳动力的价格包含历史和道德因素。

恕我直言，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也会说，低廉的劳动价格是不道德的。

这恰恰切中了低生育率的根本问题，但也正因为太尖锐、太难回答，所以长期被回避。

今年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开始直接给生育家庭发钱。

虽然我也认为 300 块钱确实不多，但相比过去，这至少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005 年，奥地利学者鲁茨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概念：

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 1.5 以下，想再回升到 1.5 以上就会非常困难。

因此，1.5 被认为是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

其中的机制包括：

第一，出生率低，意味着未来可生育人群的基数更小；

第二，社会观念一旦在低生育环境中持续几十年，就会自我固化；

第三，老龄化加重经济压力，进一步压缩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出生人口减少，缴纳社保的劳动力减少，养老金缺口扩大，

年轻人开始担心“将来谁来养我”，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

这些机制在 2005 年就已经被提出。

但在之后 20 年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直到 2025 年，一些学者才开始公开承认此前判断过于乐观，

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报喜不报忧、缺乏独立精神的问题。

自然科学实验失败，损失是可控的；

但社会科学的错误判断，可能错失十年的政策窗口，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结构。

那些在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仍然为滞后政策辩护、掩盖问题紧迫性的行为，不仅是学术能力问题，更是职业操守问题。

全面三孩没有带来转折，接下来怎么办？指望全面四孩吗？显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当前措施仍然只是在结婚和生育这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打转，

没有真正放手去改善年轻人的整体生存状态。

这些政策只能帮助那些本来就有生育意愿、但意愿较弱的人“临门一脚”，却无法触及更广泛的沉默多数。

归根结底，让年轻人觉得生活美好、未来可期，抓好劳动法、居住保障，才会有人愿意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现实中的劳动权益和居住保障如何，大家心里都有数。

在一个不鼓励集体谈判的社会里，生育数字反而成了最诚实的表达。

宏大叙事可以暂时提供情绪价值，也可以麻痹人民的神经，

但当人们需要为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做决策时，不生就是不生，宣传是无力的。

说到底，讨论生育问题，不是在讨论人口学或经济学，而是在讨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应当如何对待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