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正在走向自己的穷途末路，“马列毛主义”—— 主要是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生产的各种畸形产品，正日益丧失在正确认识现实斗争方面的力量。因此，这些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脑海中的“星辰大海”，以及新自由主义支持者脑海中的全球化“理想”一样，终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而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先进分子一定会从名为“左派”的符号体系中脱离出来，摒弃这个以“左派统一战线”为旗号的旧的阶段和形式，创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古有圣贤传道、以化荒蛮；西有教士宣经、以醒愚俗。而今中国则有各色左派团体，口诵“马列真经”、一心灌输工人，谁若敢婉言谢绝或提出异议，那便是“安托西修”之流、富室豪强之徒、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在“赤眉”二零一三年所著的所谓《迎接伟大的转折点——论当前工人运动的形势与马列毛主义者的任务》文章中就写道： “现在马列毛主义者的最大弱点恰恰不是革命知识分子太少，而是没有掀起到工人中去的普遍热潮，没有广泛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因此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发展。”
“赤眉”教导我们说，“工人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只要“马列毛主义者”去与工人结合，解除掉工人头脑中的种种错觉，使其明理通事，便可万事遂愿，革命即可乘风而起，一举推倒中南海，恢复红色新中国。如今一恍十三年，试问“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领导工人运动何在？历来末世君相，无不抱怨生不逢时，倘若麾下人才济济，何以不能光宗耀祖、重整河山？当初西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哀叹“时不利兮骓不逝”；今天，左派小团体亦重蹈覆辙，继续在外网小频道上哭“赤眉”的坟，一边强颜欢笑“马列毛左派”是大有前途的、一边哭丧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力量、“始终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时还不忘一面毁谤旁人、互相攻讦、撒泼打滚。如此种种无非是借着一身毛皮要抛出自己的那几份牢骚话，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是如何的自相矛盾、不合情理。 早在十三年前，“赤眉”“张角”的门徒就已经遍布左圈，已有万人之众，教主们向左派许诺了“千年王国”的到来，并宣布他们即将得道、带着鸡犬升天，一同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两者一旦实现广泛结合，那工人运动就会像核裂变一样产生巨大的能量、发生质的飞跃！工人运动将实现从自发转为自觉的转折。
“中国，乃至世界二十一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马列毛主义者如何迎接这一转折点，是否能在这一转折点中抓住历史的机会！”
从二零一三年的“一带一路”“中美争霸”帝国主义，到二流帝国主义，再到如今“孤立无援”“一欠一路”的帝国主义，和他们始终完成不了的组织与“融工”任务来看，这个伟大的“转折点”恐怕还要转很久很久。当然，事情也并不是全无改变。“赤眉”教主的“布站”三千弟子已经各立门户，上有“东风”“工解”，下有“百团大战”，大家各著其书，誓要借圣人遗训来打倒一切反动派——具体来说就是打倒一切声音与之相异的左派团体，至于外面的，则没有那个能力去打。对内横眉立目，对外却脖子一缩成了怵头鳖，深得蒋公“攘外必先安内”之精髓，偶尔跑出去几个疯了乱咬人的，也不过成了笑谈。最令人惊异的是，整整十三年神奇的“融工”竟没有变出一个组织、招到一个先进工人。如果上网问一问那些左派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人一开始就是在网上冲浪时吸引来的，而和“马列毛左派”谈了十三年的融工实际上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要是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呢？无非要向我们诉苦，上有中修天兵铁拳冲击，下见懒怠左人不肯“融工”，前存工人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昧，后现网络小组无限制格斗赛。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为主观方面没有跟上客观方面。只要我们解除掉人头脑中关于万能引力思想的束缚，自然就没有人摔死了；同理，只要在主观上能够解除资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威胁，解除掉左派人士、工人农民对于现实的种种的错误的理解，革命自然不请自来，“满街红绿走旌旗”了。 如果我们不想听这样荒谬的逻辑，那么就只能承认：落后的主观形势是完全适应于落后的客观形势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国家机器的镇压能力，从来不是主观上可以用什么“融工”“组织”、靠几个“马列毛左派”振臂一呼就可以克服的。左派的各种措施，从来也就没有变成过物质力量，相反，资产阶级国家强势稳定的外表却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尚处于稳定状态的本质。十三年来，正是因为资本家阶级整体的利润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状态，使其投资可以维持资本积累的高速增长，同时能够获取足够充裕的剩余价值来镇压工人运动。即使一年闹一百场工人运动（实际上中国一年最少可能都会有二百乃至三百场），只要庞大的农村产业后备军还存在，中国工人就不能不被迫接受低工资和非人的劳动强度与环境，工人运动就没有条件进一步发展。这些客观条件都不是什么“到工人中去”“融工”的“马列毛”组织可以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克服的。 这十三年来，并且是像“马列毛左派”口中的那样，是一段没有“组织”、工人苦苦挣扎的黑暗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没有张屠夫，照样吃无毛猪，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探索出了“躺平”这一最适合当前条件的斗争策略。在劳动力代际再生产领域，人们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的观念使得中国的后备产业军在增长率和绝对数量上都永久的下降了，由此导致的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不起工、雇不起人；在生活领域，人们自发乃至自觉地选择不买房、不买车、杜绝消费主义，给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实现造成更大的困难；在工作领域，人们通过“摸鱼”来尽可能减少劳动、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使得资产阶级可以提取的剩余价值进一步降低了。上述诸多举措已经在资本家心中鸣起了警钟，并企图用破烂不堪的“奋斗”文化来抵消这种影响，然而其结果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看到，是群众自己通过发挥主观因素改造了革命的客观条件，是群众自己创造了令自己一步步走向自觉的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什么左派的“融工”和“灌输”使得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相反，是群众的运动创造了左派活动的全部舞台。 我们又看到，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具有、而左派们往往缺乏的最美好的品质，就是实事求是。左派们从来是按照“赤眉”教主的经书来行事，这就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把自认为经过“实践”证明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当作是客观规律本身了；一切不符合“要立即到工人中去融工以建立起革命组织来面对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客观真理”的，都是错误的、反动的、修正主义法西斯的。可我们的人民丝毫没有理会这种“客观真理”，而是“一意孤行”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一切在左派心中上不得台面的、才小善微的“改良主义”措施竟一步步创造了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重大危机；而最明智、最革命、据说最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到工人中去”的路线却成了十三年来悬在左派头上的一副迟迟无法落地的空架子，最终化作了只存在于左派呼声中的镜中花、水中月。 “这样说不对！”有人说道，“既然这套方案以前是没有条件的、是一厢情愿的，那么今天在广泛的群众运动背景下不是就有条件、有机会去实行了吗？” 然而，这无非又是在说，我们只需要解除左派思想中关于现实的种种偏见和误解，那么左派便自然而然的可以继续通过贯彻这一套建立“融工”“组织”的旧思想（或进行一些所谓“创新性转化”）来重回社会变革的领导地位。 如此一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美好前途便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那么，为什么左派这一十三年来都没有解除这些可笑思想的枷锁呢？是左派的头脑先天上就有某种难以启齿的生理缺陷吗？为什么还不“到工人中去”呢？是因为没有什么进步人士给他们“灌输”先进思想，把他们从泥潭中解救出来，组织成一支团结的队伍吗？倘若没有这种英雄人物的出现，左派是不是一辈子都只能在阴暗的外网千人小频道里了却残生呢？幸而我们没有这样去嘲笑他们，不然以后又会有人来哭我们的坟的！ 毫无疑问，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才能得到答案。这些左派团体并不是单纯在主观上硬要保护这种谬论，而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在他们的头脑中生产着这种意识形态。各种言论自相矛盾的根源不应当在他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地位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这个松散而又声势浩大（当然，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左派联盟，其核心成员一部分是过去北大马会、佳士运动中被打散的左派组织成员，一部分是是政治经济地位日益边缘化的小资产阶级，如企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赤眉”据传为上海某金融公司高管）、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律师、教师；而其外围成员总的来说是处在高中、大学阶段的一般脱产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子弟，而且日后也要子承父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团体的思想基调通常是由其核心成员主导的，而外围成员则往往由于缺少深度参与所需的时间、精力或“资历”而处于从属位置。 从客观上讲，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这些核心成员的收入、前途以及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隐约窥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穷途末路，另一方面却又对新自由主义的灭亡下意识地感到恐惧和排斥。这就使得他们虽然寄希望于通过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解释和改变令自己感到不满的现实，但又不愿意真正放弃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有的特权和地位。而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客观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在人们脑海中的反映。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事物本身存在着通过与外界联系来调节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属性。从最低级的无机物，到较高级的有机物，再到人与社会，都具备着这种能力，只不过是存在着量的差异与质的差异罢了。这种属性，是事物本身对立统一规律的延伸——存在借助于对象物规定自身，不同的对象物自然会使得存在的内因或多或少地改变。这一点不因任何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改变而消失，虽然它们本身没有脱离主次矛盾和方面的任何现实独立性。 就生命体内部而言，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动物在漫长的演化中逐渐发展出了调控生命体活动的独立部门——脑部，和以此领导负责执行和运动的肢体部分。到了人身上，就基本上蜕去了那种本能与独立脑部作用相互混杂的状态，转而完全地由脑部、以人的思维、人的意识来占据人的活动的主要方面。 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与思维的执行部门的分工发展，不是先天的而是社会的产物。蜘蛛结网、蜜蜂采蜜乃是自然界一定环境下所产生的特定本能。一只蜘蛛的结网工作不可能交于另外一只蜘蛛，因为结网乃是本能性的东西。人则不同，人的一切由基因遗传性所决定的本能，早已淹没在千变万化的后天表现形式之中。人的潜在能力是无穷无尽的，正因为他们的能力是由他们创造的那个社会和文化发展出的认识能力指导的。原本统一在一起的劳动的执行与劳动的意识，在社会层面上却开始了分化：劳动的意识可以集中在社会的一部分群体之中，而劳动的执行则可以交给另外一部分群体。此时，两者重新统一于社会劳动这一整体。 直到约一万年前，人类才逐渐积累了较多的社会剩余产品，阶级社会的必要条件才成熟起来。再往前跳转几万年，人类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彼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条件极其简陋，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水平也十分低下，社会还需要几乎全体成员的劳作与狩猎以维持生存。因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赖以产生的条件上不具备（即使是制造石器和弓箭也不是什么极其复杂以至于需要一部分人专门苦思冥想的事情），人们每天的生活除了获取食物和其他必要资源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 然而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愈发深入、技术条件愈发成熟，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日益复杂的技术导致了各部门的生产越来越需要大量的脑力劳动比如：农业生产需要有人来完善历法；各种社会工程需要有人来监督、规划；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源调度需要有人协调各个生产单位的内部与相互关系；与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贸易需要有人来计划和实施。此时，脑体分工必然成为事实，而且也已经成为事实。不过，由于剩余产品仍然不大充足，人类社会绝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供养一小部分人来担任立法、行政、艺术、教育等非体力劳动的职位。 恩格斯说，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体力劳动者贡献出社会剩余产品，而脑力劳动者则必须利用社会剩余产品来履行维持整个社会运行的职责，两者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都理应能够各司其职，直至这一分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最终消亡。然而，现实却始终表现为一连串社会的崩溃和两个阶级无休止的斗争。事实上，脑力劳动者长期的实践告诉他，自己仿佛是天生就该享受这种生活的。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他们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到自己特权的来源是与履行这种特殊的社会职责紧密相连的。通过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他们的子女又获得了优越的条件成为新的脑力劳动者，而体力劳动者却没有那种条件来提升自己的下一代。加之私有制与贫富分化，长期获取社会剩余产品的特权就逐渐牢牢地掌握在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集团、一个只包含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群体身上。 事物本身总是要求对象物屈服于自己，使其运动趋势与自身趋势相符合；而这一的属性在人的身上发展到了顶点，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通过自己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实践，发现了外界事物以及包含于他的那个世界的种种固有联系，即规律，并利用规律来创造新的条件，使得实践对象的运动趋势与自身的需要相统一。剥削阶级逐渐抛弃社会职责、耽于享乐、培养出无数纨绔膏梁、不惜手段地搜刮社会财产，这一切不过是剥削阶级自我实现的方式；同理，尽管被剥削阶级处于阶级社会的次要方面与从属位置，他们仍能通过长期的实践斗争认识到自己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已经不能再有什么自我实现的机会，而是面临着家破人亡、十室九空的结局，从而开始走向革命的实践，创造出有利于革命的种种主观与客观条件，最终推翻旧的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推到了极点，这是由其独特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通过购买人的劳动力这种潜能无限的商品，资本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然事物特性的束缚，并在人的劳动的无限适应性中发现扩大积累的无限资源。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条件下，工人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按照资本家的意愿来生产的。在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阶段，从封建时代的匠人转化过来的工人还暂时掌握着劳动与劳动管理的权力，资本家还没有承担起劳动管理的职责。在那里，是名目繁多的“转包”和“外包”制度。这种受到工人本身制约的初步分工制度严重地影响了资本家利用人类劳动力资源的效率。要想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就必须剥夺工人的一切劳动管理权力，使得劳动过程本身不再受到工人主观意愿的束缚（特别是不再能够知晓和决定如何生产，并利用这些思维优势来向资本家要求更高的薪资和更少的工作量），即将概念与概念的执行彻底分离开来。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分工。 “科学管理”以“泰勒制”最为著名。它将原本统一连贯的劳动拆解成为一连串割裂而相互孤立的肢体动作，而这些动作的规划与制定被收拢在了几个人数不多的科室之中，仅将执行交由工人负责。从此，工人就越来越难以理解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日益复杂的技术发展；劳动效率中原本由自己头脑中概念的规划所主要决定的部分，现在也已经完全由纯粹的肢体动作熟练程度所主要决定了。不仅工厂如此，办公室里也同样发生了这种非人的分工。一大批白领日益成为只是操作计算机的现代生产资料，把各种数字符号按照几个设计师的意愿来排列组合，或是进行发邮件、归档文件等无需太多思维的事情。这些工作越来越取决于自己敲键盘的速度和各种复制粘贴套路模式的熟练度，而不是创造力。这些人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新的体力劳动者，而且他们中一大部分人的工资甚至比一般的体力劳动者要低。现在的中国，已经传起了所谓“蓝领跃升，白领跌落”的声音，寒窗苦读多年的大学生月入三千元不到，而体力劳动者反而还过的好一点。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加剧了这种现象，大量的文本工作本来就不需要那么的复杂与规范，这使得更多的办公室人员沦为了工业化文本自动生成流水线上的一员。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分工制度中，资本家本人已经摆脱了他的社会生产管理职责，并把责任推给经理、工程师、设计师、会计、技术员等现代小资产阶级，从而使自己彻底成为了寄生虫；工人负责执行管理者已经制定好的计划，被当作与其他生产资料无异的物一样，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处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劳动管理和技术型人员大多都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而是通过雇佣劳动关系领取工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与无产阶级无异，同样会面临资本家解雇的威胁，并受到来自产业后备军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代替资本家管理和支配工人的种种劳动，通过为资本增殖服务来从资本家那里分享剩余价值。此外，该阶层是如同千层面般由各种因教育背景和技术水平差异而获得不同待遇的人员所构成的，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因其劳动本身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简单的肢体动作而没有决定性的差异。因此，小资产阶级能够“拧成一股绳”的物质基础就格外狭小，这使得他们之间互相孤立，并弥漫着浓厚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氛围。 “中帝论”、“灌输论”与“先锋队”等思想的理论与阶级基础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基础上的。这一基本性质就决定了：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队伍，且这一日益庞大的队伍必然要提出更高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二、由于其无法染指在世界上带有垄断性的尖端技术，从而无法通过剥削世界上其他外围、半外围地区的劳动人民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阶级妥协空间来满足上述诉求，同时也缺少进行对外扩张的本钱和意愿。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萎缩，资产阶级不得不将一部分成熟的产业转移到国际上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区域，一边维持高密度投资以保持利润率，一边实行名为“供给侧改革”、实则是私有化国企以增加失业从而扩大产业后备军的政策。现在，随着国际反帝、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以俄罗斯为首的许多外围、半外围国家正在摆脱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而以特朗普为政治代表的制造业中小资产阶级也与美国人民力量暂时地联合了起来，要求通过实行高额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放弃全球霸权来缓解美国的积累崩溃危机。这些本身由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劳动力蓄水池的中国的枯竭而最终出现、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使得中国的廉价出口制造业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占比最大的美国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造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危机。 产业后备军规模的逐年萎缩推动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逐年提高（这代表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所能分配到的社会剩余产品越来越多，留给资本家用于积累和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并导致中国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低于国际水平，进而又促使大量资本外逃、许多企业破产、倒闭。中国人民的长期“躺平”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的有效利润攫取下降。就在二零二五年的十一月份，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初步的投资崩溃现象，资本主义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正在消亡，丧钟就要敲响了！ 据“赤眉”教主看来： 我们认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定性只能是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半外围”。只有帝国主义的定性，才能为判断革命性质、制定革命路线提供科学的基础。
怎样证明呢？首先给“世界体系论”来一棒子： “世界体系论”是一个诞生在资产阶级学术圈的，从来没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由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生产出来的，并始终在资产阶级学术圈内自我繁殖的理论。
如此种种，之后便阐述了自己科学的真知灼见： 比如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定性，马列毛主义从来主张从本国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科学概念来得出结论。
原来，帝国主义可以不考虑外在的殖民地，而从自己本身出发去规定自己的帝国主义性质，殖民地也可以不考虑外在的帝国主义入侵，而从自己本身出发去规定自己的殖民地性质。“赤眉”教主，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按照这个道理，难道一个社会在变成殖民地之前，殖民地的性质就是从他的内部发轫，而非首先由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吗？对殖民地来说，使他变成殖民地的正是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方面，无论殖民地的内因是什么变化的根据，又或者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和外因都不具备脱离主次矛盾与方面的实际意义。对立面的双方是相互规定的，没有帝国主义，哪里还有什么殖民地呢？但是恰恰相反，“赤眉”给了我们这样一条路，帝国主义可以脱离殖民地而存在，只要内部条件到位，就是帝国主义。 我们先不谈“赤眉”及其信徒出于自己的宗派刻板印象而对客观事实进行的捏造和歪曲，就这样一种方法而言，即那种事物本身可以排除外部条件而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展现自己本质的反辩证法方法，在其后续的论述中到处可见。 “赤眉”前脚说： 所谓“半外围”，完全是“世界体系论”的术语，是仅仅反映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主要的是其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交换体系中的地位。 而马列毛主义认为，要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根据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而不是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
后脚就立马把“帝国主义”这个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结构性地位的词，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的衍生。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只要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只要本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这个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
既然是“输出”和“争夺”，那就还是不能不接触于外在的殖民地国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反映自己的帝国主义本质。所有教徒无论怎样千万百计地想要证明什么是“帝国主义”，都不能不搬出与他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事实，而这些全部都不是什么单纯的根据“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试问，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他国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只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就能得出来的吗？ 此外，强大的“帝国主义”，是配合着左派人士头脑中的“先锋队”一起行动的：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未能独立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如果没有一个先锋队，那么 不开展马列毛主义的工人运动，就必然使工人运动落入工联主义掌握。
在他们看来，只有左派的主观能动性能发挥作用，而工人都是机械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左派分子屈尊降贵去把“概念”拿来给工人们去“执行”，工人就一定成不了事，只能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束缚、永远无法挣脱。 我们前面提到过，十三年来创造历史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左派，是人民群众自己独立创造了左派一十三年来朝思夜想的客观有利条件。时代的分工好像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只有一小撮“左人”“左派”“左圈”拥有着把感性认知上升为理性认知的能力，而工人则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能力。 为什么偏偏是一小撮左派有这种能力呢？论阶级出身，这些左派恐怕不比工人更革命；而如果他们本身就是从群众中来的，难道其他群众就非要先迁就一部分人的领导而自己不能自觉组织起来？又何必害怕没有左派革命就会失败？按他们的说法，好像只有他们自己可以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群众则没有办法在自己独特的觉醒条件下实现同样的突破似的。 左派辩护说，我们自己也是看了其他人的文本，被马列经典“灌输”成这个样子的。那么，又是谁给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灌输”的这些真理的呢？是外星人吗？怎么马、恩有这种神奇的本领而群众没有？这样，左派就又不能不回到现实的物质条件中去寻找，说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具有着较充裕的空闲时间和学习条件，并且声明左派会在群众实践中改造自己，直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就可以把自己一开始的阶级出身和形成自己的那个社会环境抛开并隐藏起来了。但这种说法，却绕过了谁领导谁的最终问题。如果按照这种道理，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是由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某种心态，比如说“现实的矛盾性”，而投身革命并从事领导工作，并声称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与工人携手同行的。如此一来，一切就又回到了这一讨论原点。 在他们看来，只要改造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那个阶级就可以抛之脑后，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领导的队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是无产阶级占据主要领导地位的队伍了。简而言之，不是在现实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的划分，而是自己头脑中世界观的转变决定了哪个阶级占据实际上的领导地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看法吗？要是事实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岂不就成了这群人借助广大人民来实现自己“理想”的历史了吗？更不要说，这种披着“马列毛主义”外皮的理想究竟是不是符合历史的正确方向、反不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的。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竟然生生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中移出去了，岂非咄咄怪事？ 还有左派人士宣称道，要是左派自己没有及时建立先锋队、没有促成“主观条件的成熟”，革命的窗口期就有可能悄悄溜走。这样的一种思想，往好了想，是由于认识错误而杞人忧天，但出发点主要还是担心革命前途；往坏了想，纯粹就是害怕自己错过窗口期，痛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日后升官发财的历史机遇。试问，革命的窗口期到底是怎样溜走的呢？难道是像一根时间轴一样飞过导致没有及时往上面扎图钉吗？为什么没有左派就没有“主观条件”了呢？团结和组织的确是主观能动性的发展，但绝不会只是少数人主观能动性的发展。群众自己是死光了吗？还是说具有先天的智力缺陷而导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呢？ 我们要问，正确的社会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少数左派“灌输”来的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说先天就有了呢？答案是，正确的社会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左派一天到晚鼓吹“灌输”和别人“灌输”给自己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遗物，是“客观规律”的临在；谁要是亵渎了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谁就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要千刀万剐杀之以后快的。 据一位相关人士透露： 大家现实中还有正事，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毕竟哪怕我在网络社群里当了社长我现实中依然是个社畜。大部分同志参与网群不过就是为了找到一群和自己有同样苦闷心情的人，以寻得情感上的安慰；或者单纯把网群当成汲取知识的平台。大家也就是上班或上学的空闲时间来网络上用一种类似 COSPLAY 过家家的心态来“追逐理想”。
现代左派最大的依仗，是能够防范资产阶级网络审查的群聊软件，大部分网友在现实生活中是身处天南海北、互不相识的，根本没有现实的人与人的交往。所以，为了维持自己左派同一体的特殊性、与所谓“修正主义”以及普通群众的相对立，就要发明这样一种符号识别系统，谁要是说了跳出这套体系的相关词汇，就立马要被打成反动派。至于他说的东西究竟实际上反映着什么样的社会存在，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则完全不重要。而这些群体中最“德高望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其中最善于堆砌大量神秘符号的个体。归根结底，这些符号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而仍然是反映出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脱产学生的广大左派成员的一般心理需求的，而这种心理需求又正是受社会物质地位的制约和影响的。谁更能满足大部分左派成员“革命性”的身份需求，谁就更能上位；谁要是不能，甚至反而戳破了这身窗户纸、打破了幻想，谁就要被赶出去。 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是完全可以自己认识到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十三年前，左派千方百计地呼吁“革命”“到工人中去”，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事物不是依赖于他们头脑中的奇谈怪论发展着的。如果说，理论指导实践，那么，就是“中帝论”的错误思想指导着左派十三年来的一事无成。他们迫切地祈求着“中美帝国主义大战”的到来，妄想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无条件地再发生在现代中国身上。他们既不懂得也不善于分析半外围资本主义中国的内部变化，不明白有利条件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一客观事实，而是试图无差别“融工”、无差别的“地上”“地下”。然而，整个“中华帝国主义”在中美大战之前，就是表面“矛盾尖锐”、实则“一丘之貉”的，到头来就是没有“地上”，更没有“地下”。 “融工”这一概念所暗含的前提假设有三：一、融工者自己本身不是工人，所以要去“融入”工人；二、工人阶级是有力的，但缺少了融工者的帮助又是无力的；三、工人阶级是先进的，但没有融工者的“灌输”又是落后的。有人说，先进工人到网上看了资料，这不是“灌输”吗？那万一人家要是得出了“半外围论”的结论，这又怎么办呢？是不是也变成“安托西修”了呢？总之，在某些人眼里，“马列毛主义”的知识不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研究并得到的真理，而是由一部分人把持的神圣知识，没有这些牧师来点化，迷途的羔羊是不可能自己醒悟和皈依的。 这些思想，实际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中间阶层在新自由主义体系濒临崩溃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内在矛盾。生活质量水平的下降和阶级滑落的危险使得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潜在性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进而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渴望社会变革；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希望在变革中彻底失去自己已有的物质和精神特权。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运动即是其自身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前进方向的矛盾。他们要么越来越放弃自己的独特利益而屈从于群众的利益，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要么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的利益之上，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在理论上鼓吹“灌输论”和“先锋队”，做群众的老子娘，声称若没有“马列毛主义”者，工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社会思想、不可能认识到马列主义。这也正是他们所处的分工的生产环境所带来的工人“愚昧”、没有思想、只会干活的印象；只有他们这些从事概念和设计工作却从未长期接触执行的生产实践的人来领导工人、把“概念”带给工人去“执行”，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中国的半外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由于要适应于之前粗放式的利用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与现代分工模式，就需要培养出一大批只会死读书、刷题、套模板的脱产学生。在他们那里，不仅没有将概念的知识加以实践的条件，而且概念本身也往往被各种做题技巧淹没或扭曲了。因而他们不仅不善于深入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更是要把从学校学来的各种短、平、快的旁门左道套用在其他领域，希冀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同时，这些学生同样面临着未来成为产业工人或后备军（失业人员）的危险，就是说，日益的无产阶级化。因此，他们天然容易被操着貌似激进的左派话语的个人和团体所吸引。 如前面所提到的，现代左派团体内部通常都存在着“核心成员”与“外围成员”的区别，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左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集团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派别领导的。在六·四事件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性质已经全面暴露，这个阶级也因丧失了自己的现实力量而退出历史舞台，旧的左派运动转而逐渐向由现代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左派运动过渡。这个阶级凭藉自己的在社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特性获得了思想上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愈发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 由于小资产阶级和一流高校的部分“优秀”学生具有较一般学生更加充分的理论学习条件，有着更多的财力、时间和精力，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各路左派团体内部的“统治阶级”。这些人中，有的可以出国留学，学到各种时髦而新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等各种西方左翼思想；有的可以继承“老左派”衣钵，基于自己的狭隘条件发展出更新的错误观念；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核心都是“劳心者治于民”。知识是把握在这一小撮人手中的，其他由一般学生组成的“不说话”的左派，都只能团结在这些人周围，去执行他们的伟大理想。如此，他们便把自己狭隘的宗派利益包装成了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包装成了整个“左派”的利益。 不过，这种脑体分工正在创造自己灭亡的客观条件。这些左派“贵族”为了招徕信徒，编写了一大批“马列毛主义”的电子资料。其中即使混杂着不正确的幻想，但基本还是站在“中国是资本主义”这一底线上的。结合新兴的数字传播方式，大量的电子书传向左派各层人士，尤其是一般的脱产学生，使他们对现代中国还能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当他们将这些初步的认识与自己即将或者已经进入生产岗位前后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有可能突破“先锋队”与“灌输论”等所谓“马列毛主义”思想的桎梏，打破一小撮左派“贵族”对于理论话语权的垄断，并站起来反对他们的错误思想，从而破坏这种狭隘的分工，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观条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借用于“郑阑干”同志的调查研究： 2011 年，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7%，但到了 2021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 17.1%。按照平均每年提高 1.06% 的速度，至 2030 年，外出农民工中大专比例将达到 26.7%；至 2040 年，大专比例将达到 37.3%；至 2050 年，大专比例将达到 47.9%。随着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潜在觉悟和组织能力势必提高，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也必然增长。上图中当期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就是劳动人民普遍知识化后的斗争表现形式之一。2030 年以后，大约每五个农民工中就将至少有一个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这将大大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
今天的中国，早就不是上世纪那个文盲遍地、除了农村还是农村的中国了。有些人希望通过把列宁在沙俄农奴制时代的“灌输论”再套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能是痴心妄想、一败涂地。今天的中国人民，既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有着基本的科学认识，又从始至终都有着把感性认知上升为理性认知、用理性认知指导实践的能力（在此之前，据说这是掌握在一小撮左派手中的），凭什么说中国人民要迁就于左派呢？没有“到工人中去”，中国的广大工人阶级最终还是会站起来；没有到“人民中去”，今天的中国人民也会创造自己的历史。真正受影响的，恐怕只有一小撮左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历史大潮中的存亡得失罢了。中国人民自己就是工人，自己就是农民，自己就是历史的主人！ 中国左派正在走向自己的穷途末路，“马列毛主义”——主要是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生产的各种畸形产品，正日益丧失在正确认识现实斗争方面的力量。因此，这些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脑海中的“星辰大海”，以及新自由主义支持者脑海中的全球化“理想”一样，终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而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先进分子一定会从名为“左派”的符号体系中脱离出来，摒弃这个以“左派统一战线”为旗号的旧的阶段和形式，创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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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25 09:5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