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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泛左翼里的泥潭派分子喜欢把列宁这本大部头著作供起来，当成一个砸人的砖头或是唬人的道具，进而让革命青年望而生畏，拜倒在他们的永无尽头的读书计划里。列宁的这本著作固然有其学术性质，是《资本论》的伟大续作。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意义并不止于学术。只聚焦这本著作的学术性质，那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学理主义的愚蠢行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具备了此前《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蕴含的革命谋略上的一致性，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单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关于社会主义胜利条件、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前途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理论同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认为社会主义将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列宁帝国主义论改变了这种已经过时的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这个理论的意义还在于它向各个国家的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去冲击本国的资产阶级，教导他们利用战争环境去组织这样的冲击，加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德国现在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替帝国主义辩护，通常都是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良”计划，诸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肆无忌惮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的言论却比较少见，这些人倒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谬的。
…… ……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注：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部非洲作战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交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成为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6—7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大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瓜分上述亚洲国家，这将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203]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定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所有大国为了“安定”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着后天“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当今的“商业帝国主义”时代［注：戴维·杰恩·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第1卷第Ⅹ页。］。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朝印度方向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瓜分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204]，——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注：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178页。］。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塞尔就说过：“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他指出，法国金融资本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展开了斗争，等等。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同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掩盖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会美化帝国主义，这在他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中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注：《金融资本》第487页。］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政治上的反动，然而他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变得十分迫切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毫不触犯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当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20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么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同样表明了垄断由生产集中产生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论述德国大银行的那本著作的作者里塞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业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邮车的速度同现代汽车的速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已经异常迅速地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生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不反对转向比较“安稳地”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用不单是和平的手段从更富有的国家手里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最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就表现得特别鲜明。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作比较，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极大的政治差别大大减弱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谈的都是具有明显寄生性特征的资产阶级。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描述最新资本主义时也常用“交织”、“不存在孤立状态”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他们也说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就是讲这话的里塞尔，却又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织”这个说法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织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织”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汇集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办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工作的活动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形式上不同。”［注：《社会经济概论》第146页。］
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一个绝妙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那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
1917年年中在彼得格勒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载于1921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99—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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