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支持率下降多大程度上与阿根廷经济增长的维持和可持续性有关

ClarkWolff

2023年12月，哈维尔·米莱就任阿根廷第57任总统。他推动了阿根廷经济从2023年底的金融危机状态急剧转向激进的调整和结构性变革时期，并通过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休克疗法”）实现了这一转变。尽管米莱伊的政策——例如财政紧缩和市场放松管制——确实使阿根廷在经历了前任和现任政府时期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但他的支持率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并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2026年4月，民众对他的反对率飙升至63%。因此，本文将探讨米莱伊的政策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支持率下降）是否受到了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两个关键因素：米莱伊的休克疗法式改革以及从前任政府继承的财政制约。

即使在哈维尔·米莱伊之前，阿根廷的经济可持续性也从未得到保障，这可能影响了米莱伊在国家经济方面的决策，因为米莱伊在2023年接手的是一个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马克里和费尔南德斯的前两届政府都面临着数十年的国家经济失灵问题：长期财政赤字通过印钞来弥补，反复的主权债务违约切断了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由于广泛而严格的价格管制、贸易限制和补贴政策而导致的经济缺乏竞争力。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为印钞会增加货币追逐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导致本币贬值，推高物价，而长期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会摧毁比索的信誉；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推迟或取消投资（减少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展的经济活动），阿根廷民众则将比索兑换成外币，导致美元流入减少，进而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更高、外国投资更少，以及偿还主权债务的能力进一步下降。因此，这也给政府造成了困境：停止印钞会导致经济衰退，而继续印钞则会加剧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成为不可能。此外，鉴于费尔南德斯政府在2023年总统大选前不负责任地蓄意消耗外汇储备，米莱伊继承的艰难而紧迫的局面使其选择有限，没有任何渐进式的替代方案，这从根本上塑造了他未来的休克疗法政策。

米莱伊的许多批评者指责他未能维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他们通常以2024年至2025年的经济反弹为例，但这仅仅是米莱伊政策框架的副作用，而非体制本身的错误：“成功的通胀稳定可以造成实际汇率升值，进而导致外部失衡”（美国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2026）。此外，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策略——渐进主义行不通，因为缺乏融资（无法进入市场，央行净储备被费尔南德斯掏空，民众缺乏信心）。此前，阿根廷政府采取了广泛的价格管制、巨额补贴（超过GDP的2%）、贸易限制以及印钞来弥补赤字等传统方法，但这些方法均已失败，通货膨胀从未得到缓解（见图表），贫困率高达40%。米莱选择休克疗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不可能的三位一体”（Impossible Trinity) 经济理论，阿根廷无法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持续印钞正是导致比索需求崩溃的根本原因；同时，阿根廷也不需要自由资本流动，因为阿根廷民众已经高度美元化。因此，米莱只能采取最后手段：通过停止借贷和印钞，并加强财政纪律（例如紧缩政策），来维持或严格管理固定汇率，从而确保政府的信誉。总的来说，本文的论点是，米莱的政策决定——以及由此导致的他支持率的下降——不能脱离他于2023年12月接手时国家的经济状况来理解。

然而，除了种种限制之外，米莱推行改革的具体方式也直接导致了他支持率的下降。财政调整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退休人员、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和依赖补贴的家庭身上，使得稳定经济的过程具有倒退性和不公正性。而且，在政策实施初期，它实际上加剧了经济衰退，造成了​​更多困境（失业、工资下降和贫困加剧），这与政府大肆宣扬的宏观经济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突然取消价格管制和补贴，在实际收入出现任何补偿性增长之前，就给家庭带来了直接的价格冲击；与此同时，米莱好斗且缺乏同理心的领导风格，一方面巩固了他的核心支持者，另一方面又疏远了温和派中间群体，导致了他支持率的波动。

总之，哈维尔·米莱支持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阿根廷经济增长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有关。他从前几届政府继承的严重经济危机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激进改革，许多不受欢迎的政策旨在实现长期稳定。然而，他的支持率下降也源于这些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及他强硬的领导风格。因此，尽管对国家经济可持续性和发展状况的担忧深刻影响了米莱的决策，但这些政策的实施方式也加剧了他的支持率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