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到1965年，约翰逊对越战升级进程究竟有多大的掌控力？

ClarkWolff

1969年1月，当美国第36任总统离开白宫时，已有超过3万名美国人在越战中丧生。林登·约翰逊曾因颁布《民权法案》、推行医疗保险和“伟大社会”计划而备受赞誉，但后来却面临着抗议者充满怨恨的质问：“嘿，嘿，约翰逊，你今天又杀了多少孩子？”这位梦想完成富兰克林·罗斯福未竟事业的总统，却因其在战争问题上的决定而几十年来处于极度不受欢迎的地位。这位在国内政绩斐然的总统，是否应该为战争升级负全部责任？本文认为，约翰逊通过决策对美国军事介入越战的方式和速度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但同时也受到政治、军事和冷战压力的制约。

1964年，约翰逊的顾问乔治·鲍尔提出了一项替代方案：停止向越南增兵，限制现有驻军的作战行动，并寻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尽管约翰逊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在1969年为约翰逊总统图书馆项目进行的一次采访中，鲍尔表示“推动战争升级的动力并非来自约翰逊本人”。

考虑到当时政府的立场，鲍尔较为和平的策略被视为向苏联示弱，同时也会危及越南，因为遏制政策和多米诺骨牌理论在美国民众中根深蒂固。这使得约翰逊也面临着来自军方的压力，军方积极将战争升级视为避免战败的必要手段，像柯蒂斯·李梅这样的顾问甚至要求轰炸越南，要“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他们认为，忽视军方的意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内部冲突或失去控制。与此同时，1964年，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参加了总统大选。他和他的团队深知，共和党人会抓住民主党任何被认为的失败大做文章，尤其会提及杜鲁门作为民主党人，在1949年让中国沦为共产主义阵营，最终导致中国沦陷。为了维护党派的信誉，他必须公开承诺延续肯尼迪的政治遗产，但这违背了鲍尔的建议。此外，为了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因为他知道，如果左翼人士指责他是战争贩子，或者右翼人士指责他对共产主义软弱，他可能无法连任。因此，他同时承诺了两个条件：1.“我们不会把美国青年送离家乡，去做亚洲青年本应自己去做的事情。”；2.“美国信守承诺。”

正是这些公开承诺，最终导致约翰逊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并成为他日后的沉重负担。在肯尼迪时代，美国对越南内战的介入仅限于顾问角色，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美军作战部队。由于南越处于西方控制之下，越南战争仍被视为一场可控的、规模有限的冲突，美国仍有撤军的空间。甚至约翰逊在1961年也指出，南越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美国“陷入追击游击队的泥潭”只会让苏联和中国受益。然而，就在肯尼迪遇刺的同一年，吴廷琰被推翻后，南越政府陷入动荡，导致越共叛乱愈演愈烈，并持续扩大，这意味着美国的信誉与越南战争的结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失去越南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使得约翰逊在政治和战略上都难以采取撤军或任何和平策略，尽管他当时并没有选择升级战争，这也是他拒绝乔治·鲍尔的提议并最终促成《北部湾决议》通过的原因。总的来说，约翰逊拒绝鲍尔的替代方案表明，他确实有权决定美国在战争中采取何种战略，但他所面临的压力缩小了可接受的选择范围。

后来，路径依赖性出现了。约翰逊总统拒绝通过《北部湾决议》，以及他在1964年选择延续肯尼迪的战略，即维持美国主要扮演顾问角色，并认为南越在吴廷琰政权垮台后能够守住阵地，这些都在未来制约了他1965年的决策，最终导致他不得不将美国的顾问角色转变为军事行动，从而升级战争。

约翰逊对南越政府的押注失败了；它没能维持多久。到1965年初，局势急剧恶化，南越军队士气低落，节节败退，西贡政府也摇摇欲坠，政变频发，越共还成功袭击了位于波来古和归仁的美军空军基地。这种恶化并非约翰逊先前选择的结果，但它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做出新选择的背景，也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氛围。转折点在于，这些事件直接触发了美国的报复行动，并于1965年3月发动了“滚雷行动”，希望通过空袭摧毁北方政府的意志，并迫使河内停止南方的越共叛乱。但由于该战略非但没有削弱北方的脊梁，反而使其更加坚固，约翰逊的顾问们组成统一战线，将他的选择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项：要么增派美军作战部队，要么接受南越战败。这最终导致约翰逊在1965年7月做出升级战争的决定：将美国在战争中的角色转变为作战部队。

与此同时，压力不仅来自约翰逊自己的顾问，也来自军方。由于约翰逊已于1964年8月通过《东京湾决议》获得了关键的控制权，该决议授权国会采取任何必要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可以直接向他施压，要求立即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对北越进行无限制轰炸，并动员预备役部队。他们将自己的立场描述为通往胜利的唯一途径，并警告说，渐进主义——约翰逊所偏爱的做法——只会延长战争并招致失败。约翰逊无法忽视承担战争继续恶化后被指责的风险这一要求。

因此，约翰逊在压力下做出了一系列妥协，同时仍对战争升级进程保持了一定的控制权。1965年2月，越共袭击波来古空军基地后，他根据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轰炸请求，批准了“滚雷行动”，同时保持了总统对空袭强度和范围的直接控制，并拒绝了军方提出的在中国附近空袭或在海防港布雷的极端要求。此外，1965年7月，他最初只批准了12.5万兵力，而不是军方要求的50万。

约翰逊后来声称，升级战争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并非因为他想发动战争，而是因为他看不到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方案。这表明，在约翰逊看来，他所行使的控制权实际上是一系列制约因素的结果：南越的崩溃（这与他1964年对南越政府的误判和过度自信有关）、维护美国信誉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以及来自国内政治的一致压力。

总之，从1964年到1965年，约翰逊对越南战争升级进程的控制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绝对的。他拥有真正的总统权力，并通过在顾问和军方提供的各种方案中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来行使权力，从而控制战争的节奏、强度和方式。然而，这些选择始终受到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这些压力决定了他认为哪些选项可以接受，从而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控制形式：约翰逊做出最终决定，但他可选择的决策范围却因他自己或他促成的种种力量而缩小。他既非战争升级的主宰，也非受害者；相反，他的控制是在一系列限制——有些是继承而来，有些是他自己设定的——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些限制界定了他的权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