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特权不能止于个案，应真正落实到政权在谁手里的问题！

TS9064

2026年9月初，河北保定一中一名新生家长在班级群自我介绍时，公开介绍自己和孩子母亲的职务（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其父亲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并希望班主任“多多关照”孩子，同时表示以后如果老师有需要，可以联系他们，聊天截图在网络传播后引发讨论，学校回应称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作特殊照顾。

2026年8月，出现了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张超长期反映学校住房分配问题，按照张超及其支持者公开发布的材料，2017年学校曾进行职工住房分配的维权，张超称部分学校领导获得两套住房，因此开始实名举报，直到现在仍在进行。。

一个是凭借自身官僚地位的身份寻求区别对待，另一是普通劳动者通过个人举报维护自身利益，看起来两个事件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在政治上，在阶级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首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保定一中的事件中，以高级干部身份的家长试图利用特权给孩子争取区别待遇，在各家长和网友被动发现问题后才的进行自发举报，最后官僚政府为了搞和稀泥，直接用一句“后续的问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给一了了知，从这种斗争结果来看，正是说明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是松散无权的。

张超的事情也是如此。但我们的视角不能从他个人层面的案例来说是，首先要明确：在应试教育体系下，教师首先也是教育领域中的劳动者。 因为从阶级分析中，教师内部同样存在着阶级分化，因此也不能把教育领域下的官僚政府领导，以及和少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上游教师，同基层岗位上主要依靠维持生活再生产的脑力无产阶级教师混为一谈，也更不能单从职业上去片面判断，既而忽视了具体的阶级分析。

对于广大基层教师来说，住房、工资、工作时间、考核压力、补贴待遇等，都不是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因为这些基层教师作为教育领域的劳动者，在劳动之中又被纳入于应试教育体系，在资本主义的专政下，在实际工作中只能承担着传授知识，并维持反动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再生产。
而对于张超事件的分析，恰恰也应该具体分析，区分教育领域内部不同阶层的地位，看到基层教师作为同样的无产阶级脑力劳动者，也同所有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一样备受剥削。


中国向来喜欢标榜自己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于中国否定的文革中极左路线，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看上去拥有一个国家强制控制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但在光亮表面背后，藏着的是血淋淋的资本主义阶级专政，乃至也是作为无产阶级剥削压迫和黑暗，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其中国的整个官僚体系早已把无产阶级转正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抛掷脑后，以下就是典型的几个例子：

“一昧地说什么生产力发展的不够，不具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管落后的生产关系！”

这种说辞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同样的也会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就比如说拿二战讲道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竞争是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不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这个时候为了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压榨，剥削国内人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同一时间，对于影响范围内的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以及倾销又为帝国积累了丰厚的额外利润，但是这里要知道一件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尽可能盘剥工人，让工人为上层奢华添砖加瓦，为帝国主义争霸流干净最后一滴血，任何触及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变化都会被资产阶级死命压制，直到社会中只剩下不触及生产关系的糊表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夜夜笙歌，他们的子嗣也是一样把持着社会各个机要部门，看上去这种“美好”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随着生产过剩的进一步加大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无产阶级后备军，社会只会越来越动荡，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同时和各个帝国主义争夺利润，相关的帝国就会开始为世界大战做准备，最终向着一流帝国主义国家冲锋，二战中的德国日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没有证明其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力有什么先进的因素。那当我们把视角转回现在，我们就能发现，现在的国际情况多么契合二战前的情况啊，不过有一点看上去很让人迷惑，一个站在 所谓社会主义反法西斯立场的曾经受过法西斯侵略的东方大国却在鼓吹对邻国的教化和血统复仇。正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假扮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样子，那么现在的吹捧着这般唯生产力论的中国又和以往的法西斯主义帝国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讲的什么“现阶段主要矛盾”是 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里还是充斥着唯生产力的臭气，实际上不平衡的发展完全是应运了帝国主义争霸的需要，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下出现的，而东北的失业和广大内地省份大面积为什么失业呢？其本质也是改革开放的官僚资产阶级卖国的结果，所以这里的主要矛盾归因是一句空话，因为在垄断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权；同样的，在权力问题上，对于党内的要求也是完全没有民主监督的，被发现权钱交易了，只要不是这个人上级要倒台了，基本都能蒙混过关，比如黄杨钿甜的父母，一边在资产阶级专政在舆论场上就形成了一种“领导正确论”以及对臭不可闻的“人情世故理念”的宣扬，如果党员和人民群众真的是如同宣传所说是什么“人民的公仆”，那人民掌权又怎会沦落到他们的手里，并散发着臭气去窒息无产阶级群众青年人的朝气精神呢？所以实际上党员的掌权就是被修正主义等资产阶级官僚所领导的，像这样的党员，自然也根本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亦或者就算是群众选上了，也很难保证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监督上，不受监督而走向腐败。

但是历史上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在60年前不断地与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以及走资派进行斗争，同时吸收斯大林的错误，成功地总结出来了继续革命论也就是防修反修的正确思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后仍然还有革命还有造反的先进理念，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真正被投入实践，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民主形式，在文革时被广泛应用，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对抗党内走资派的利器。

同时在此之前，相比毛时代当时的1951年到1952年，则是进行了三反运动，该运动公开动员普通职工，工人，群众检举揭发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1957年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毛主席提出党内整风，鼓励党外群众，知识分子，工人给党提意见，群众通过大字报，座谈会等形式，尖锐批评了部分干部的官僚习气和特权现象。

但这些例子还远远不够，比如在文革时期，群众参与监督的形式更加百花齐放，并被写进宪法（后面被走资派一一取消），首先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当时群众监督干部的最主要武器，普通群众和基层职工可以不经上级批准，直接写大字报贴在单位大院，揭露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特殊化享受”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干部必须在群众的大辩论中接受质询、作出检查。

在经济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中，为了防止管理层变成骑在工人头上的“官僚”，推行了独特的管理模式。“两参一改三结合”： 1960年毛泽东批示推广“鞍钢宪法”，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反官僚效果： 这一制度强制要求厂长、经理和工程师定期下车间和工人一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人的直接监督。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管理层和阶层之间的鸿沟，防止管理人员滋生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

同时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干部长期坐在办公室里滋生官僚气，推行了干部体制的周期性调整。干部轮流下放： 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或农村基层。反特殊化效果： 干部必须脱下中山装，换上农装，和普通农民、群众一起挑大粪、种地、修水利。在劳动过程中，基层的贫下中农对这些干部的思想作风进行“评议”和监督。通过这种方式，强制剥离干部的特殊身份感，让他们体会底层疾苦。

1960年前后，针对部分干部在基层调研时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的特权行为，毛泽东发动了“反分散主义”和“退赔”运动。要求所有干部必须把过去几年中违反规定、多占的群众便宜（如吃饭不给钱或少给钱、拿群众特产等）如数退赔。群众和基层干部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清算。取消元帅军衔与降薪：

1965年，解放军取消了体现等级和特权的军衔制，干部一律佩戴红五星和红领章，被称为“官兵一致”；同时，历史上多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缩小高级干部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

1972年，党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要求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并要求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和监督，到了1973年，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主动”向校党委提交退学申请，公开承认自己通过父亲的关系进入大学。随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退学申请，南京大学以及其他高校进一步开展了对“走后门”现象的揭查

面对特权问题无产阶级都是在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下不断开展反修防修的工作的，面对特权问题，采取的真正态度就是零容忍，而绝非当下睁一眼闭一眼的做做样子。

教育体制下的腐败，从来不是孤立的个案，在官僚资产阶级公然大搞权力交易时，无产阶级又在做什么呢？很可惜，在当今社会下无产者处于一种原子化的割裂状态，往往不能形成一股力量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只能是发布到网络空间，运气好，就得到曝光和流量；运气不好，等待着发布人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联合起来的镇压。这一切无不表明着无产阶级无权的境地。